同性婚姻有何公共利益?

文 / 許牧彥 (政治大學助理教授)

2017年3月24日大法官會議為同婚釋憲案進行「言詞辯論程序」,聲請人及代理人的論述是基於以下兩個關鍵要點:

K1:同性戀人要結婚是對於現有婚姻制度的肯定,想要加入。

K2:同性戀人結婚對於公共利益沒有損害,只是傷害部分人的道德感情。

關於K1,北市府代理人廖元豪雖然明明知道同運團體(例如: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長期的立法運動訴求(註1)就是要──徹底動搖「婚姻」作為國家唯一合法承認親密關係的霸權地位,他卻不止一次地強調K1,以策略性地爭取認同。這是刻意誤導大法官及社會大眾,實在有公然說謊的嫌疑。

關於K2,廖元豪藉著提問鑑定人劉宏恩而共同主張:允許同性戀人結婚對於公共利益沒有損害,頂多只是傷害了一部份人的道德感情。這是刻意淡化及迴避同性婚姻修法對社會的重大衝擊,實在有必要加以正視。本文的主旨就在於釐清同性婚姻修法的公共利益。

法律規範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因此相關規定的裁量應該要考慮社會整體公共利益的最佳化。修法的提案若是對於公共利益有重大的助益,那就應該大聲宣揚,使眾人周知。奇怪的是,本案聲請人及代理人似乎只敢聲明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沒有太多損害,卻不敢正面主張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是有助益的。難道,他們明知此案對於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是有所損害而擔心引發這方面的討論?其實,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是有些正面助益的,本文羅列以下三點:

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的正面助益:

B1、提昇4.4%同性戀人民的道德感情

此次釋憲案標的在於聲請現行民法親屬2章規定婚姻只限一男一女異性結合之事違憲,目的是希望藉由聲請民法違憲來修改法律,承認同性之間也可以結婚,來增加同性戀人民的道德感情。

過去同性戀人受到社會歧視,常面臨人際關係的困頓而有心理的創傷。台灣目前已經將同性性行為除罪化,同性戀人可以公開地結合;如果進一步可以合法結婚,的確會增加其自我接納與道德感情。然而,法律不該違背普遍的社會倫常。姑且不論有多少同性戀者會真正想進入婚姻的法律狀態,就算全部進入婚姻而獲致自我的道德滿足,總數(註2)最多也只有4.4%。如果修訂法律只能提升少部分人民的道德感情而傷害大部分(註3)人的道德感情,那實在不可取。

其實,在沒有中華民國憲法與民法之前,結婚就是指男女的結合。不管是一夫多妻、一夫一妻或一妻多夫,也不管是父系或是母系社會,婚姻都是指著「男與女」的結合,這是基於每個人都是一父一母所生的自然事實。民法承認這樣的自然事實,也為了鼓勵男女的穩定結合來生養子女,建立家庭作為社會永續的基礎,因此積極保障婚姻,允許任何人(包含同性戀者)在法定年齡以上與一位非近親的異性結婚,完全符合憲法平等權與結婚自由的要義。相對的,「同性婚姻」就像「乾的水」、「白色的烏鴉」一樣是自我矛盾的概念;人為地扭曲婚姻的定義來包含同性的結合,反而模糊了婚姻的核心要義。

B2、無懷孕風險、兩人相愛不涉及第三人

同性伴侶不會因為雙方的性關係而懷孕生子;只要雙方合意相愛相守就好,就算分開了也不會影響到無辜的第三者(雙方共同產生的子女),所以兩人的關係並不是公共議題,不需要政府來介入。同性伴侶若是要改變同居的對象,也不需要政府的認證;因為具有獨立選擇能力的成人能為自己的選擇來負責、並保有最大的隱私與自由,這是同性伴侶的特權。

婚姻則不然,結婚是男女「好合」,男女「合」在一起就可能產生「女」與「子」,謂之「好」。所以,「結婚」是以「可能性交而產生子女」為前提來預先做最壞狀況的預備。因為小孩作為男女之外的第三方與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婚姻這才跳脫二人關係而成為公共議題。婚姻法律是先有子女扶養的責任及忠貞的義務,才給配套的權利。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婚姻不神聖,婚姻只是必要的規範,來限制不神聖的人。現實的情況是,有許多男女發生婚前的性行為而懷孕卻不願進入婚姻中,以致於有墮胎或未婚生子的問題;有些男女已經進入婚姻,卻不願負擔子女扶養的責任及忠貞的義務,而造成離婚或單親家庭的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是異性結合才可能產生的。所以,婚姻制度是用來「約束」父母的性關係以保障子女的權益,這就是「通姦」不能除罪化的原因,也是同性伴侶不能稱為婚姻關係的關鍵,不是修改婚姻定義所能改變的。因此,鑑定人張文貞試圖將婚姻權與家庭權分開處理,基本上已經扭曲了婚姻的核心要義。

在同性的結合中不會產生墮胎或未婚生子這些社會問題,越多適婚男女進入同性婚姻就會減少這方面的社會成本,這是同性婚姻對公共利益的助益。然而,如果同性戀者要求婚姻權之外、也同時要求有收養子女的家庭權,那麼同性婚姻的這項助益不僅消失,還會造成公共利益更大的損害。因為,收養的子女若是與同性伴侶之一有血緣關係,同性婚姻就是制度性地強迫子女與他們的親生父母分離,這嚴重侵犯子女與親生父母同居的基本人權。收養的子女若是與同性伴侶都沒有血緣關係,那麼就是強迫這個有94%機率是異性戀傾向的子女去居住在同性戀的家庭中,在心理發展與社會適應上都要面對更多困難,對於該子女並不公平。而且有了子女之後,同性婚姻的離婚與所造成的單親家庭等社會問題將更為複雜與嚴重。所以,這更印證了婚姻權與家庭權是不應該分開處理的。

B3、減少出生率、緩解人口壓力

同性伴侶不會懷孕生子,如果有越多適婚男女進入同性婚姻的關係中,就會降低嬰兒的出生率,這在短期能夠舒緩國家經濟因為人口過多而帶來的經濟壓力。可是,台灣現在面臨的卻是少子化以及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問題。同性婚姻如果法制化,可以預見的是更多適婚男女將進入同性婚姻的關係中,而使得國家少子化的危機更為嚴重。所以,目前並不是我國推行同性婚姻的適當時機!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的正面助益似乎只侷限在少數的同性戀族群中。減少墮胎及未婚生子是同性婚姻對整體社會的可能助益,但是如果伴隨著子女收養,則這項可能性就反轉成為重大的社會損害。同性婚姻也有緩解人口壓力的可能助益,但是,因著台灣的社會現況反而會帶來負面損害。但是,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的負面損害不僅於此,本文列出以下四點顯而易見者:

同性婚姻對於公共利益的負面損害:

C1、傷害94%人民的道德感情

這是廖元豪及劉宏恩所承認的損害,只是他們迴避了所謂的「一部份人」是「大部分人」的事實。

C2、傷害雙方家人的期待

同性婚姻會傷害雙方家人的期待,這是一種社會期待而不是歧視。父母會去祈福禱告「子女能早日結婚、生養下一代」,但是有人會去祈禱「子女是同性戀」嗎?「子女能與同性結婚」嗎?

結婚是兩個家族的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一對父母生養出來的。如果我們只強調個人的意願而忽略親人的感受,這將逐步解構家庭與社會的連結!試想,子女臨終的時候,跳出來一位家族無法接受的同性配偶來決定一切,這對父母及家人情何以堪啊?我們的社會對於這樣的情境已經有共識了嗎?能理性面對了嗎?法律是為公民社會整體來服務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好惡。為何都是要父母尊重接受子女的選擇?子女為何不能尊重父母的期待?當同性伴侶只想到要「作自己」時,法律能為這樣的偏見來服務嗎?

C3、增加「假結婚」的可能性

為了獲得國籍/居留身份證或為了分得財產,原本就有「假結婚」的可能。如果盲目地修改定義,硬是用「同性婚姻」作為法律名詞,讓同性也可以「結婚」,那麼未來「假結婚」的管道就增加了,而且可以預期的是「假結婚」的案件勢必增多、且更難查處,因為判斷同性之間假結婚的難度更高。同性之間就算有「婚約」,要如何判定彼此是「假結婚」呢?通姦若是以性器官的結合為要件,同性之間的通姦要如何判定呢?由之引發的健保或國民福利的濫用、以及家庭糾紛、遺產訴訟等社會成本都將增加!

C4、增加廣傳愛滋病的可能性

目前關於同性性行為是否為先天因素決定還有許多爭論,但是後天學習的影響則是相當確定。同性婚姻若合法化,義務教育中的性教育就必須納入同性性行為的教導,而讓台灣下一代學生更有可能嘗試與學習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依據衛福部2016年12月發佈的HIV/AIDS統計月報表資料,2015年愛滋病患者83.32%是因為男男同性性行為;歷年平均約60%是因為男男同性性行為,17.31%是因為異性間性行為。依據前述中研院的調查資料,台灣人中94%以上是異性戀,4.4% 是廣義的同性戀者。假設台灣總人口是N,愛滋病患者總數是A。高估的同性戀者人數是4.4%N,假設男男同性戀者佔一半,男男同性戀者人數約為2.2%N,而男男同性戀者罹患愛滋病的人數是60%A。男男同性性行為罹患愛滋的機率是(60%A)/(2.2%N)=27.3(A/N),是平均值(A/N)的27.3倍。異性間性行為罹患愛滋的機率是(17.31%A)/(94%N)=0.184(A/N)。所以,男男同性性行為罹患愛滋的機率是異性間性行為罹患愛滋的機率的(27.3)/(0.184)=148倍。這樣的數據是在所謂安全性行為(戴保險套)宣導多年之後的結果。所以,當更多學生嚐試這種高危險性的性行為時,社會為了愛滋病的預防以及治療所要花費的成本都將增加。如果因為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而吸引入更多國外伴侶來結婚,因著多源愛滋病毒的變異,結果會更嚴重。

結論來說,同性婚姻只對少部分願意進入婚姻枷鎖的同性戀者有利益,對於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則有巨大的損害,而且這些損害隨著時間的進展而會越發嚴重!


註釋

(註1):原文摘取自:簡至潔(2012),從「同性婚姻」到「多元家庭」─朝向親密關係民主化的立法運動,台灣人權學刊,第一卷,第三期,198頁的結語。另有兩處論述可供參照:

「無論是長久以來就抱持批判婚姻立場的婦女團體,或致力打擊壓迫性的「性道德」、爭取解放性少數的性權與同志團體,在批判婚姻上不遺餘力。然而,當批判婚姻的同時,也必須思考具備政治可能性的運動路徑,既能朝向同志平權,又能夠積極翻轉婚姻霸權與突破現有的性別體制。」(196頁)

「部分同志社群對推動同性婚姻權始終抱持質疑態度,他們擔心爭取婚姻權的過程中將再次鞏固主流社會所推崇的婚姻意義與價值….. 若國家僅有一套合法成家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婚姻」),動搖婚姻的霸權地位使之不再成為評價一個人的性道德,甚至是人生是否成功的標準實有困難。」(197頁)

(註2):依據中研院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資料顯示:台灣人中,94%以上是異性戀,4.4%是同性戀,這是高估值,是同性戀(0.2%)、雙性戀(1.7%)或不確定(2.5%)的總和。

(註3):94%以上的異性戀者未必都會反對同性婚姻,但是從歷次的民意調查中可知,反對同性婚姻的比例都是超過半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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